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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指行礼过程中的仪仗、仪式、规仪等。

宇宙间最高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历程，万物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问题意识的产生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流派学说、师友交游有密切的关联。

中国哲学曾成功地消化、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台、贤、禅等，这些佛教宗派对东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又继续与中国本土哲学与文化相结合，形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流精神形态——道学（或称理学）。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地域性也与问题意识的产生具有关联。（《论语·八佾》）绘事后素，指先有白底子，再有图画。[6]朱熹，1983年：《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如果他不能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其他许多事情，就先不要往下进行了。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主体性。[4]唐君毅，2016年：《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册，九州出版社。39当然，个人在有组织的人际关系中实现其本质价值的逻辑虽然是现代性的特征，但并不一定是对儒家修身学的创新之处，因为这一点本来就为儒家思想所发扬。

尽管提高自身觉悟也反复被提及，但并不真的强调觉悟。因而，这也是儒家修身学进行自我理解，了解儒家传统修身思想研究之当代意义的最佳明鉴。而革命修养论真正普遍化地实现了与政治相统一的道德修养。早期共产党人重视工业化，秉持农业落后的观念，因而不愿正面吸收农业文化因素。

这一独特的思想史现象当然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修身文化传统之中，也是近代中西关系中冲击与回应模式的一个生动例证。总体而言，这两次修身思想复兴仍是一般收敛型道德修养实践，不出传统内圣外王经世之学的范围，11与后来梁启超、刘师培、马君武等人提倡社会公德国民道德的活泼进取型的修养实践不可同日而语，12而此时修身的目标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近代修身思想才真正开始兴起。

尽管革命青年的修身社团为建党准备了一定的组织前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党就会继承其修养的兴趣作为自身的组织原则。⑨这一时期，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问题》《论青年修养》，以及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也都涉及对修养问题的思考。刘少奇提到了修养的各个方面，包括理论、战略战术、道德品质、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作风、联系群众以及各种科学知识，37这使得革命的修养具有朱子学或经世之学的特点。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7页。

以学界研究较多的恽代英为例，他即是通过阅读梁启超的《德育鉴》、黄炎培的《青年自省二十则》和谢无量的《国民立身训》等读物，走上了道德修身之路。22任晓伟：《〈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研究——历史生成、版本变化和理论价值》，第78页。尽管这一段从生产关系到阶级斗争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但却一举改变了近代以来政治观念为西方所统一，个人修养以传统为主的道出于二的局面，意义十分重大。当然，国民道德修养的现代结构雏形和革命青年个人与小团体的修养意趣，并不足以充分地解释革命修养论的诞生。

13近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总在中西、古今之间寻求一种嵌合。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时代的来临，革命修养文化逐渐在以下两个方面收缩地盘：一是范围缩小。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认为影响经济行为的是世俗化的儒家伦理（vulger Confucianism），48这就说明即使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对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有帮助，它的作用也不会是自觉的，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38 （二）革命修养论的组织逻辑 革命修养论的组织逻辑即是民主集中制。

⑥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载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第161—182页。革命修养论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修身学事上磨炼的品格，并强调在革命的实践中加紧学习和修养，否弃静中体认的方法，形成了一种彻底的动的修养的观点。《吴玉章文集》上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王汎森认为，它是私人道德领域的政治化。［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81—1982》，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37页。②例如王汎森就对于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资源在近代中国自我人格与心态塑造中的种种影响与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

43由此可见，组织化力量才是儒家修身之道重新登上现代世界舞台中心的真正法宝。50而当今的国学热文化热则表明，作为伦理传统的儒学，即在传统的整体中的厚重的儒家再度受到重视，那种可以脱离传统的地基，以一种片面的技术手段出现的儒学——从传统整体的角度来看，港台新儒家的坎陷论和大陆的革命修身学都是这种技术观念的产物——不再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选项。

因为修养论意义上的觉悟是一种突然获得本质性的新知识或新体验的顿教，往往对人的思想状态造成巨大的震撼。这种组织化、行政强制性对于修养论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革命修养论得以成功推行的关键。

16李培艳：《青年恽代英的修身与小团体实践研究》，载《湖湘论坛》2018年第6期。可以说，它代替了一般国民教育，成为塑造现代人格的主要方法。

宋明儒者大概无法奢望看到整个官僚系统全部被动员进行道德自修和省过共修的宏大场面。⑤王汎森则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思想改造运动与传统儒家的功过格、检阅私人日记、省过会等修身工夫之间的关系，用以解读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问题。但本文并不计划讨论其哲学意义。所以除了修养目标的转换，现代的修养论很少创造出新的修养方法，当然后文我们将探讨的行政组织化的实现方式是个例外。

在近代史上，民族资本家确实有一些修养论的探索，例如张謇、荣德生49，但与革命修养论相比成就甚微。儒家士人从来没有形成过现代意义上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

而当这种革命修养文化超出党员范围向全民扩展的时候，它就开始对全体中国人产生广泛且深刻的影响。【作者简介】 焦德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Jiao Dem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进入专题： 儒家修身学 。

换句话说，革命修养论是革命技能加强班，而不是革命预科班。个体越来越被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所宰制，主体越来越以无意识的方式被塑造，有意识的自我修养相对而言越来越失去用武之地。

正是在这种实现中，道学本身的所有缺点都会暴露无遗。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从个人现代化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试图灌输给国民的信念，并认为中国体制所确立的理想公民品质具备了有普遍性的现代人特征。但是，以修身之道定位儒家思想主体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并非一种思想史的错位，因为尽管只有作为伦理传统的整体儒家才能在经济建设时代为一般群众提供价值信念，但技术化的儒学却能够在作为人民先锋队的共产党组织中继续发挥作用。44 中国革命的胜利固然显示了革命修养论的巨大成功，显示了儒家修身之道在现代世界所可能具有的技术价值及普遍性意义，然而，它也显示出这种传统文化在携现代化组织能力之势的条件下，所可能释放的巨大能量和巨大破坏力。

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儒家修身学通过转型为革命修养论完成了现代化变革，但也对自身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毛泽东早年秉持动斗的宇宙真理观念，也早已为学者所揭示。牟宗三也倡说政治与教化之限度以及政治与道德之分际。

前文对革命修养论所作的发生学叙事，目的在于了解其历史根源，而对于它本身的诸多内容则尚未进行更细致的解析。因此，从事革命修身的主体便可以从君子小人之辨去理解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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